远古走向文明

威宁，镶在乌蒙高原上的神奇宝地，各民族在遥远的古代，便以其矫健而沉重的步履，悠悠然愤愤然地走来，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县城附近草海西南的王家院北边，发掘出数十件打制石器。这是人们用来打猎捕鱼的“武器”。由此推断，距今15万年以前，就有远古人类用采集鱼猎等求生方式在这里栖息繁衍了。后来人们把这片地方，称为“宝州”、“俄索”、“乌撒”“盐仓”等等。公元1664年（清康熙三年），钦命藩王吴三桂得水西安坤之助占据云南后，唯恐“战乱平而兵权解”，遂诬陷安坤等“谋反”，骗得康熙大帝恩准，于是重开西南战端以武力巢灭水西安坤和乌撒安重圣等。公元1665年9月将乌撒改称为威宁，取“威镇而后安宁”之意。据彝、汉文字古藉和“正统”历史建置沿划，曾有以下变迁和称谓。
远在夏朝，地接梁州，商代，称为“鬼方”。西周为“卢夷国”之西部边地。东周时，属夜郎旁邑之莫国。秦设郡、县、为蜀郡南部边陲之汉阳县地（县治在今赫章县境可乐）西汉属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后由存马汉阳两县分辖。公元9年，新莽改存马为“孱鄢”。易汉阳为“新通”。
  公元107年，（即汉安帝刘祜水初元年）改犍为郡称犍为属国。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撤销犍为属国，设朱提郡，汉阳县归其所辖。此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齐、梁等，历370余年均沿此治。南陈，因势衰落，汉阳及周围各县均沦为昆明国势力范围。 
唐武德贞观（公元618－649）年间属南诏国，永徽（650年）以后，为剑南道所辖。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为剑南道所辖之“宝州”。“五代十国”，中原对西南完全失控，宝州由当地土著之民自治。 
北宋属绍庆府所辖。南宋式微，乌撒部为大理国所统治，命彝族折怒管理。 
元朝灭大理，乌撒部归附元朝。1276年置乌撒路。1278年改为乌撒军民总管府；1284年改称乌撒军民宣慰司；1288年升格为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1300年改司为路，隶属云南行省；1335年改隶四川行省。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付友德征南，1382年建乌撒府，隶属云南布政司，设军事机构乌撒卫，隶属云南都司节制，至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乌撒府及卫所改隶贵州管辖。1572年（隆庆六年），乌撒卫、府军政合一，改称乌撒军民府，并于得胜坡增设派出机构赵班巡检司。1588年（万历十六年）,改隶四川行省。 
  清朝，明末叛将吴三桂降清受封为“平西王”，率军征伐西南，于1664年征服水西、芒部、乌撒、乌蒙。1665年在威宁设府，辖大定等四州二县，1681年（康熙二十年）8月，合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州分巡“贵西道”。1730年（雍正八年）降威宁府为州，隶大定府。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政体得以建立。1914年（民国三年）废府、州置区、县。威宁州改置一等县，隶毕节区管辖。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贵州省政府作出决定，析柯倮（今可乐）、财神堂、野马川、赫章等四个区置赫章二等县，至此威，赫互不相辖，直隶贵州省政府。 
  1949年12月7日，民国威宁县县长独立第四师师长马崑（回族）率部通电起义，中共毕节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派先遣工作队于12月16日到威宁接管政权，威宁县和平解放。1950年2月1日，县人民政府成立。1954年11月1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隶贵州省毕节地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自治县下辖14个区1个镇，1986年，全县重划13个区一个区级镇，下设99个乡，16个乡级镇，3个乡级办事处，1992－1993年，撤区建镇并乡后，全县共划16个乡和19个镇，下辖614个村3821个村民组。 
  威宁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03度36分07秒至104度45分38秒和北纬26度30分57秒至27度26分56秒之间，县境东西长116公里，南北宽105公里，总面积达6295平方公里，人口据2010年年末统计，逾140万，其西北部，西部和南部分别与云南省的彝良，昭通、鲁甸、会泽、宣威等县和六盘水市为邻。少数民族34.72万多人，占24.8％。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各族人民备受苦难和折磨，其中少数民族更为惨重。威宁各族人民在寻求生存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可是，在没有政党领导，缺乏正确路线指引的状况下，他们的行动，只能是在黑暗中自发的“铤而走险”，其结果都免不了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到了近代，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才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向了正确的轨道，人民才以排山倒海之势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并在较短的时期内，将翻身作主的夙愿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1936年初春，云贵高原乍暖还寒。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完成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任务之后，由湖南桑植挥师长征转战贵州。2月上旬，红二、六军团突破乌江上游鸭池河，先后进占黔西、大定和毕节；并以此为中心建立红色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进行扩红筹饷，开展打富济贫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可是，蒋介石置日本大举侵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派遣其嫡系和湘军樊崇甫、万跃煌、李觉、郭洱标等纵队组成“追剿军”，饬令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杨森，李家钰等部组成“堵剿军”，从四面八方向黔、大、毕步步紧逼，企图将红二、六军团一举歼灭。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另图发展，红二、六军团当机立断，迅即放弃黔、大、毕，向乌蒙山区的赫章、威宁方向转移。3月上旬，红军牵着敌人的鼻子，一下朝西、一下往北，一下返东，弄得敌人昏头转向，疲惫不堪。中旬，蒋介石及其行营主任飞到贵阳督战，认为以120个团10万余人的重兵，足可将不足2万人且装备低劣的红军逼入“绝境”而一网打尽，殊不知，红军于财神堂乘敌人毫无防备之际，一夜之间便跳出包围而远走高飞。3月16日，红二、六军团分别由可乐跨越妥洛河，由奎香涉过洛泽河，向威宁县境进发。
  滇军之目的，完全为保境。因此，孙渡所部4个旅，以第二旅（安恩博）保卫昭通，第七旅（龚顺碧）驻防镇雄，第五旅（鲁道源）也只进到威宁县城，一直不与红军接触，第一旅（刘正富）仅布防于昆明接宣威之线作预备。滇军这一心理早为红军所管辖，又发现刘、龚两旅尚远，安、鲁两旅互不衔接而有百余里的空隙。于是，红军自3月17日至21日由北向南，顺利地通过威宁腹地，直趋滇东宣威县境。
  红军长征过威宁，足迹遍及板底、结里、羊街、云贵、大街、牛棚、龙街、观风海、辅处、法地、金海、兴隆、蛇街、狗街、小海、新街、妥打、三道河、松山、灼甫、高原、仙马、秀水、果化、小米、哈喇河、贝古、河边、黑石头、麻乍、戛利、蜜蜂、居乐、得磨、铁厂等30个乡镇，所到之处，都有宣传革命真理的标语，都有“打富济贫”的革命行动，都执行秋毫无犯的革命纪律。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拥护子弟兵的情形，略举以下几例，即可窥见一斑。
  1936年3月4日，红军一部为试探驻威滇军虚实，进至板底和结里，就在民众的墙上写出“打大户，分田地，打官僚，分仓库”的标语，并把土豪的粮食分给穷人。住在农民杨国清家的红军，吃了他家两升大米和一些猪油，就付给三块五角银元，贫寒的彝族妇女王阿戈，还得到了红军送给的包头帕。病在家中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送饭来吃。在辅处，天桥、兴隆等地，财主管培生，赵清和等早已闻风而逃，红军将他们的浮财分给穷人。在大街小学的墙上，红军写有“青年学生只有参加红军才是真正的出路”“苏维埃和红军是抗日的先锋”。“打倒蒋介石”等革命标语。3月16日，红军离开兴隆厂后，苗族罗伯亚米发现家里有一碗红色小豆，时逢春播季节，便拿到地里种下，到了秋天获得好收成。年复一年，种者越来越多，产量很高。小豆为红色，又是红军送的，因而人们称它为“红军豆”，直到现在还在种、还在吃。 
  红军在得胜坡，见农民马杨八太贫寒。就拉一匹军马送他。事后，地主刘朝来强逼，企图霸占，群众机智顽强的斗争，才给马杨八保住了这匹红军马。3月19日，红军到麻乍，贫农赵敢生，借粮招待红军，舂5升谷子做饭给红军吃。行前，红军要付钱，他死活不肯收，红军硬要送他一匹红沙马，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以后他牢记红军情，精心饲养红军马，现已繁殖第五代。 
  3月20日凌晨。驻坝海的红军要启程。当一位战士持火把去喂马时，不慎点着屋角稻草，即刻，火随风势延及茅屋，烧毁民房20多间。红军及时道歉，安抚灾民，还用马驮着的大洋，三五十不等，依据灾情轻重发放赔偿损失。红军走后，灾民很快盖起新房，搬入新居。此情此景，永世难忘，“天还很不明，火烧坝海营，红军要起身，赔了一驮银”。这首至今流传在当地的民谣，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感人的故事。 
  行军作战，情势险恶，红军伤病员流落民间之事时有发生。辅处农民古银山家，就安置过10多位伤病员，红军离去时，还留下一名湖南籍战士，名叫潘玉成，为了感谢古家老幼的关怀护理，他把身上的两件值钱物----手表和金戒指送给了古家。四天之后，这位战士不幸去世，古家用木板做“金匣”，泣不成声地将其安葬到新营盘坡上。解放后，乡人民政府将这座“红军坟”整修一新，还在坟前树立了纪念碑。兴隆厂赵德安家，留下一位流血过多的年轻战士何正发，虽精心用草药调治，但因伤势过重而牺牲，赵家和本村农民将其埋在街后井坡上。解放后，副乡长赵家兴为缅怀先烈而撰文，深情地写道“青草遮住了你的笑脸，野花伴你在此长眠，只有风，吹奏着当年的号角，只有雨，谱写着那血的诗篇”。今天，有多少科学的“腊子口”，技术上的“大雪山”，学习上的“大渡河”，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让我们高举起革命先烈的旗帜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对先烈们的怀念。 
  彝良县的奎香，是红军三进三出的地方。红六军团最后离开那里即到威宁的云贵桥边。云贵桥边的人说，红军爱穷人，坏人怕红军，地主保长罗汉清听说红军来了，拔腿就跑得无影无踪，可跑得了和尚跑不庙，他家的财物被红军分给穷人了。于是人们异口同声的说，“天下的军队，就数红军好。”…… 
  在布戛梁子，土霸地头蛇刘朝梁，带着爪牙打红军，还想抢红军的枪，可一接触就被红军打的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当地群众便把这里称为“红军湾”。并且编歌谣唱道：“布戛梁子红军湾，红军鲜血染青山。那天那日红军转，穷苦人民把身翻。”抒发了对红军的崇敬与怀念，寄托着对红军的信赖与希望。 
  短短的6天，红军留下许多故事标语。正如老红军陈靖将军1988年重走长征路时在威宁题词：“时间不长情意长，战斗不多遗迹多。”我们的红军，凭着不畏千难万险的精神。凭着秋毫无犯的革命纪律，凭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服了世间罕见的困难，战胜了优势敌人的围剿，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宏愿，赢得了穷苦人民的信赖和崇敬。红军和威宁人民虽然暂时离别，但是军民的情谊从此无法割舍。红军的主张和行为，犹如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把威宁人民的心田烘得热乎滚烫起来，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翻身解放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自从红军播下革命火种，就使僻远的西南不平静了，连乌蒙高原也随之沸腾了。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影响，威宁人民的革命觉醒不断高涨。民主运动，武装斗争接连不断。1939年4月，浦光宗、宋方受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来到威宁，浦为宣威－威宁－昭通公路工程负责人兼工程师，宋方受聘为威宁女子小学教师。他们借此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联络进步青年、学生和各界有识之士组织“读书会”，阅读《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南方》等进步报刊，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演唱《流亡三部曲》，举行“反日讨汪”火炬大游行，发动各族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又派党员宁汉戈（名宁起鲲）由思南转赴威宁，以县政府合作指导室主任身份组织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开展农村工作，并借此途径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宣传革命思想，扩大进步力量，同时号召和组织农民搞产品义卖，捐资支持《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宁汉戈还兼任威宁小学教师，协助浦光宗和宋方组织读书和演讲活动，向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5月，宣昭公路竣工，浦、宋二人返滇后，宁汉戈于8月遭国民党威宁当局逮捕，10月10日越狱转移重庆。近年，宁汉戈在《毕节党史资料通讯》上发表《草海三百天》和《越狱千里行》等文章，对当年在威宁的革命活动作了行动详实的回忆记述。 
  1942年中共云南宣威特支派党员吴永清、范自德、张兴才等到威宁、盘县、水城等地活动，准备组织武装。1948年，中共宣威县工委副书记、西泽区委书记付发聪，派党员朱明华、唐兴方、徐秉伍等深入威宁安丹河流域，利用土豪安尊三与其部属的矛盾，成功地做了安部大队副兼第二中队长魏元龙的策反工作。1949年1月，魏元龙率所部300多人携枪脱离安尊三，前往宣威境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合，8月受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六支队十二团一营三连，魏任副连长。10月，改称为“边纵六支队海田游击大队”，魏任大队长，隶属中共滇东北地委和者海区领导。该大队积极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在西南解放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6年－194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威宁人民所派的兵、工、粮、款不断加重，当地土豪也趁机向佃农加租加押、派收“马租”，摊派“遗产税”等，把全县人民逼入了绝境。于是，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中，广大佃农纷纷拿起刀枪，提起棍棒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以禄国忠、吴小朝等为首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诞生了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威宁支队。他们学习红军“打富济贫”，帮助穷人排忧解难，队伍如滚雪球般扩大，达万余人。在威宁、赫章、彝良、镇雄等县广大地区，他们惩治恶霸，为民除害，攻乡夺镇，打击反动政权，并且英勇地抗击国民党正规军89军第343师和101军239师的进攻，抵御了毕节、昭通等地反动团队的围剿，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9年初，威宁四圃明德小学青年教师陆宗棠（彝族），潜往昭通与中共党员付发聪联系，共同探讨革命活动方略，并经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和付发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威宁县第一个中共党员。5月，经滇东特支派遣，陆宗棠打入国民党昭通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安纯三的司令部，担任政工处主任和《滇东日报》社长之职。此间，他以“培训军官”为由，组建督导队，其中有不少威宁青年。集训结束，有的安插在政工处，有的留在报社工作。同时，他利用报社印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秘密发行。不久，《滇东日报》社被安纯三查封，组织上为确保陆的安全，便叫他到滇东北人民军政干校（在会泽县者海）学习，另有一批威宁青年亦随同前往，其中张斐然（苗族）、禄发奎（彝族）等人被培养加入共产党。这时，中共滇东特支认为威宁人才具备，条件成熟，遂于1949年秋先后派张斐然、禄发奎、陆思明，卢韬和陆宗棠、安启崇、禹志超、吴德章等人返回威宁，拟发动群众，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建立一支革命游击武装。 
  陆宗棠等人回到威宁即开展工作，首先说服拥有100多人枪的实力人物卢嵩岚，由他动员当地一些民团武装，并发动广大青年入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为提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灼乐多明德小学创办一个教导队（又称干训队），仅用短短的20多天，就对100多名骨干人员作了培训。10月，陆宗棠专程前往鲁甸县桃园，向中共滇东北地委组织部长兼暂编32团党委书记李长猷和滇东特支书记孙志能汇报情况，经李、孙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任命卢嵩岚为团长，陆宗棠任政治委员，禄荣为副团长，陆思明为政治部主任，张斐然为政治部副主任。全团有中共党员7人，遂建立党支部，陆宗棠任书记、张斐然、陆思明为委员。 
  威宁游击团成立后，很快控制了威宁西北半个县范围，宣布废除国民党旧乡保政权，并给黑姑、四圃、云炉、观胜委任了新的乡长，向中水乡派驻了一名临时人民代表，同时在中水建立了一个回族武装班，游击团不仅有效地进行自卫和打击恶霸，而且奉上级命令参与了阻击国民党正规军的战斗。 
  1950年1月，国民党军张桐森师窜据角奎，人民解放军16军侦察营前往打击，威宁游击团奉毕节军分区命令，派三个连前去配合作战，表现十分英勇，毙敌40余人，俘敌270余人，缴获六0炮2门、轻机枪7挺，英式步枪86支，子弹万余发。团长卢嵩岚等6名官兵负了重伤。4月，国民党李弥部下同仝登文团先投诚后叛变，从昭通洒雨河向威宁逃窜，威宁游击团奉命前往团箐梁子阻击，激战数日，毙敌43人，伤敌40余人，俘敌28人，缴获机枪1挺，六0炮1门，美式步枪43支，子弹5000余发。这次阻击战，政委陆宗棠、连长禄发奎等8人壮烈牺牲，团长卢嵩岚等32人负重伤。解放军驻昭通43师师长张显扬亲自前来慰问，并表彰了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和显著战绩,“五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使社会得以安定，政权获得巩固，生产得到恢复，同时，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土地改革扫清障碍，奠定了基础。 
  威宁占总人口0.03％的地主阶级，垄断了全县90％以上的田土和山林，广大的佃农世代被奴役，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权利而被宰割，临解放时，这样的奴隶尚有3000多人。1952年5月到10月威宁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为了完成土改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除了县里作好充分准备，从全县各级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中选拔400名土改人员外，地委还将完成第三期土改任务的600名土改工作队从纳雍、水城和赫章调到威宁、派地委委员陈健吾和蒋海燕、牛林枫驻威宁加强县委和工作队的领导，全县11个区的党委亦相应地改为工作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指挥，并加派了领导力量。从工委到工作大队及小组，都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 
  土地改革，是农村反封建斗争的一次关键性的攻坚战，任务繁重，政策具体，难度很大，工作队入村后，首先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同时进行阶级教育，把各民族历史上一些不愉快的关系归罪在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身上，使广大群众，各族劳动人民最大限度的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对准地主、恶霸及一切剥削者。通过教育培养，广大农民觉悟得到提高，农协会员发展到173095人。民兵自卫队员扩大到20751人，壮大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同时，进一步贯彻“五大任务”，确保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土改的前一阶段，又捕获漏网在逃匪首和惯匪402人，击毙4人，摧毁反动党团组织77个（成员339人），取缔反动会道门据点151处（成员2625人），枪毙匪首恶霸165人（其中地主88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3577人（其中地主277人），交群众管制的分子232人。并通过自报公议，查田评产，揭露和查清少数地主隐瞒的田土，搞准各阶级对土地的实际占有量，然后张榜公布、三榜定案，报政府批准。在此基础上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全县共划出地主2277户，其中少数民族1024户。土地依法分定后，实行造册登记、颁发证书、插牌定界，由所得者自由耕种。从此，“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得以实现，全县28万多农民才真正当上了土地的主人。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生活随之有了改善。然而事隔不久，贫富差距拉大，买卖土地的出现，自然灾害的袭击充分暴露出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弱点和弊端。于是，实行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突出起来。1952年冬到1953年底，在党的“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互助运动蓬勃兴起、互助组发展到6799个，参组农户达60％。1954年，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初级社，从试办到扩大已建成40个，互助组发展到7014个。 
  1955年，初级社猛增，达1002个，参加农户已有70％。农业合作高潮基本形成，至1956年，初级社全部发展过渡到高级社，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了。 
威宁的手工业比较薄弱。据1954年统计，总共只有496家，从业人员仅3401人，而且主要分布在县城。1955年从铁制农且业入手，开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1956年秋发展到80％；年底，采取一次性批准的办法,使90％以上的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私营商业，1954年有788家，从业828人，主要经营百货饮食和其他零星服务行业，总资金为609万元。解放后，国营商业发展很快，私营商业无力与之竞争，并且1953年即对其中788户逐步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后，粮油、棉布又由国家统购统销，对私商则取批发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及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到1955年，此类私商已达273家，276人。1956年，私商人户有896家1048人，比原来略有增加。党和政府将这批私商统一组成4个公私合营商店、8个合作商店、20个合作小组，并且将其中52人过渡到国营企业中，安排了56人为辅助劳力。至此，参加合作商店的私商人员已达96.9％，基本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物价空前稳定，市场逐渐繁荣，城乡人民的生活日新月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步入了日益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并继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