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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回族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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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砺,又名刘永双,回族,贵州威宁自治县人,196310月生,1987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中共党员,曾先后就职于威宁县人大办公室、威宁县斗古乡和幺站镇。业余时间参加中国南方回族古籍丛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参加搜集整理了《中国穆斯林专辑·回族企业家卷》、《中国南方回族历史人物资料选编》等。任中国回族学会理事、中国南方回族古籍丛书编委。


  勤劳的回族同胞(马勋勇摄)


  商贸繁荣的秀水回族特色小集镇(马勋勇 摄)

记者:听说毕节市回族学会将于128日在威宁成立,这是毕节市也是我们威宁民族宗事业发展的一件盛事。所以,今天想请您谈谈毕节回族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想请您谈谈毕节回族的人口现状及分布情况?
    刘砺:毕节回族共有26300多户,117600多人,占贵州省回族人口的55.2%,其中,威宁25135112413(2011年末统计数据),占全省回族总人口的53%,占全市回族人口的95.6%。其余分布在毕节市另外七个县()的有5000多人,其中织金县2000多人、赫章县1600多人,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金沙县、纳雍县各几百人。2万以上回族人口的乡镇有威宁自治县的中水镇,1万以上回族人口的乡镇有四个,即威宁的秀水乡、哈喇河乡、双龙乡、麻乍乡。另外,草海镇9555人,包括暂住人口也超万人。从新中国成立到毕节试验区成立前,毕节回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为3.5%;1988年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成立后至现在,毕节回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降到了1.2%
  记者:回族是毕节市的主要少数民族,在我们威宁自治县的三个主题少数民族之一,请您谈谈他们的源流。
   刘砺:从元朝的至元十三年(1273)元军从大理进入乌撒,乌撒部附元,忽必烈下诏“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那个时期算起,色目人进入毕节已经有700多年了。实际上,回族先民迁入毕节定居大约才600多年。
  威宁县志说:“威宁毗邻滇之昭鲁多回回,其先出自甘新,随元明两代征西南,故移植殖于滇及黔之边地”。回族迁入毕节,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元末,至元十三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设三十七路、二府、三属府、五十四属州、四十七属县等,这三十七路中就有乌撒路。当时,赛典赤·赡思丁在云贵地区设置军民屯田十二处,有屯户16277户,屯田49658双,教民“播粳稻桑麻之种”。这其中就有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一处,色目人进入威宁,应当就是这一时期。到了大德元年(1297)年,屯田军士多有逃亡,政府又从湖广派兵充实,威宁县志说“征战之兵、设置之吏、戍守之卒,当以汉人为最多”。
  二是明初,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征大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西北和中原的回族士兵,在平服了大理后,这批军队就地屯田,其中乌撒四十八屯中有下坝屯、海子屯、杨旺屯、马家屯就是回族士兵屯垦,这些地方到现在都是回族居住。《贵州通志》记载“明朝乌撒的屯田地,仅军屯所开垦的耕地就有48000多亩,每年上交皇粮2万石”。
  三是明末清初,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明末西北和中原的回族一部分是来威宁做生意定居下来,其次是清朝政府从湖广征调300回族工匠到织金、黔西建城,演变为世居民族;另外就是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进入乌撒传教居住下来。四是清咸丰年间各民族大起义时期,部分回民从黔西南逃到毕节躲难生存了下来。五是汉民演变为回民,比如现在威宁回族中的孔、杨、谢、阮、陈等姓,就是从汉族演变为回族。
  从回族的流向看,最大规模的一次是清雍正八年,随哈元生征乌蒙,就地报领土地,定居于昭鲁地区。其次是“走厂”,“走厂”就是到厂矿打工,威宁俗话说“穷走厂饿当兵背时倒灶当家丁”。当时,回民先辈走厂主要是走落雪、走者海、走富乐、走个旧、走天宝厂等厂矿。这批人到了厂矿打工,经年累月,也就定居在以上这些地方。第三,逃荒躲难,大约在光绪时期,威宁发生连续三年的干旱,部分人逃到水城、六枝、安顺、平坝等县市居住下来。可以说,毕节是乌蒙山地区回族人民的第二故乡。
   记者:六百多年来,我们地方回族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刘砺:明宣宗皇帝说“回人善营利”。“经商”是回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回族人民一代又一代传承着的优良传统。常言说“十回九商”。虽不那么绝对,但回族往往和“商业”这个文化符号紧密联系在一起。回族是崇尚商业、善于经营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西北的丝绸之路、东南的香料之路,还是西南的马帮,回族都是这些重要商业活动中的中坚力量。
  毕节的回族经济,它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回族经济源于“丝绸之路”和珠宝香料经济,而是起源于元代末明初的军屯农业经济,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从明初至清朝嘉庆时期的平稳发展、咸丰、同治年间至民国的萧条滞后、新中国成立后的复苏和改革开放后跨越发展四个重要阶段。在大农业背景下,历史上毕节回族经济做得较好的是畜牧业、制革业、矿冶业、运输业、餐饮业和百货经营业等方面。在这些行业中,旧社会的马帮运输和背“老背”在商业流通领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从威宁运焦炭和钢炭(白炭)到东川,从东川运铜矿到四川宜宾,又从宜宾运盐巴、百货回贵州,那段人背马驮的商业历史在今天回过头去看,的确很了不起。大背箩、弯角杵、厚褂褂,黔西北地区农村这种最简单的生产工具伴随着马铃声声,成群结队、起早摸黑,不停地往来于云贵川之间,既为热闹又很辛酸。有一首描写背“老背”的山歌流传到现在:“背背哥来背背人,你去背背妹心疼;太阳落坡才歇店,雀鸟开声出店门。”其中的苦乐年华,值得慢慢品味。毕节的几十支马帮,红火到民国时期都被国民党军队连货带马全抢了。如今,取代旧社会马帮运输是汽车运输行业,这个行业,从改革开放后回族一直做到现在,并且做得很好。百货经营方面,以毕节瓦家四个龙门为代表的回族经济,在旧社会那是有口皆碑。
  现在,从城市到农村,凡有回族居住的城镇都有回族经营的铺面。生意不论大小,大到开公司办企业,小到摆个小摊摊烧洋芋卖小吃。这就形成了毕节回族经济的多元发展。在大农业背景下的种植业,威宁回族地区的烤烟种植,是全市农业经济中的亮点工程。商业贸易方面,威宁中水的一大批回族走出贵州,遍布云南各大小城市,也带动了家乡经济社会发展。
  从总体上说,毕节回族的贫富悬殊不是很大,除了一批企业届法人和工商业者,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当平均,一般来说略高于兄弟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
   记者:历史上,在我们地方有回族重武轻文之说,您能否具体谈谈其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历程?
   刘砺:毕节回族在明代及清朝初期,的确是重武轻文。在地方史料及《家谱》中,多记载武官,很少有关于文人的记录。比如在清代,毕节回族武官从守备到镇的总兵级的中高级军官就有五六十人,他们大多是武举出身。而贡生以上的文人才五人,即康熙年间任黄平训导的马骧、马宁藩,任永宁训导的马兆麟,任镇远教授的马俊,贡生马宁藩。所以,方志上记载回族重武轻文是有依据的。不过,在清代中后期,就有吏部候选正堂、贵定训导瓦凤翱,贡生瓦如瑜,光绪二十四年参加公差上书的贵州恩进士瓦光禄,贡生瓦光英、瓦光杰,光绪三十一年的贡生蒋子涛先生等人。
  到了民国时期人,马明龙、马遵鸿、马正聪、刘朝梁、刘正福、马桐林、撒兴良、马敏相等回族上层人物、有识之士利用清真寺先后创办了十四所回民小学,根据《国民教育发展大纲》开设了国文、算术、音乐、英文等课程。从此,回族知书识字的人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毕节回族有了第一位大学生即贵州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名瓦义先,中水的虎林先生出任国立昭通师范学校校长。整个毕节在民国时期,有回族教师3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毕节的大学生有8人,即瓦龙德、瓦庆荣、瓦龙美、瓦应龙、苏仕奎、马文美、马贤俊、刘朝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有11人。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到2006年,仅威宁就考取了大学800多人,之后逐年上升,在每年高考中,回族学生在录取人数及录取院校上十分引人注目。
  整体上看,旧社会,毕节回族可以说是99%的文盲。1980年,贵州省社科院对威宁的民族作了一个调查,其中文盲25178人,高达总人口的47.6%,说明新中国成立后30年时间,回族有一半多人识字了,可基础还是相当薄弱。到了2001年,20年时间,威宁回族的文盲仅5998人,占9.2%,比1980年下降了36.4个百分点。那么2001年到现在又是十一年时间,虽然没有数据表明,但文盲肯定又减少了许多,与旧社会相比刚好反过来。说明毕节地区回族的文化发展比较迅速。
  究其原因,一是党和政府对回族教育发展的重视和关心,二是毕节回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其实,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其社会作用与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认同和接受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首要条件和必然选择。拒绝和抛弃主流文化就是选择边缘化,自甘边缘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极端堕落。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就是给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一个客观正确的社会定位,错误的定位必然会迷失正确的方向。
  记者:整个毕节市特别是我们威宁回族较全国回族而言,在文化上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砺:在乌蒙山脉,回族主要集中在昭威鲁,习惯上说的昭威鲁回族,在中国回族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性。这三个县的回族首先是根在毕节市的威宁县,其次是山水相连、守望相助。虽然分属云贵二省,但在现实生活的往来中其实是很密切的一个自然区域,打碑立墓、讨亲嫁女、红白喜事,酬酢往来都在一起。因为,各个姓氏同为一个祖先的后裔。
  毕节回族,区别于全国回族的使它的家族观念和汉族一样浓厚,只要是同宗,不论居住在哪里、属于哪个民族,依然相认,六百多年来字辈排行有序,呼出名字就认出辈份。
  第二个特点是同宗不婚配。伊斯兰教在婚姻上是五服之外可以开亲,但毕节回族在婚姻观念上和汉族一样只要是同属于迁入毕节的第一个祖先的后裔,都不相互婚配。另外,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关系或结拜关系的后裔也不可婚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有“撒刘无二姓”“保李一姓”“虎姓和蔡家地马姓不开亲”等等。
  第三个特点也是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马姓有十一个姓氏,即下坝马、马家屯马、松林马、蔡家地马、核桃树马、开化马、河西方马、客籍马、陕西马、陆良马、独林军马。这十多个马姓又可以开亲,因为,他们籍贯不同、来威宁的祖先也不同。正因为马姓的独特姓氏文化现象为代表,才形成了以昭威鲁为核心的乌蒙山地区回族的特殊人文环境。
  第四个特点是姻亲文化方面,在姻亲关系上,毕节回族一是族内网兜亲关系、二是和汉族的“亲戚边”关系。族内网兜亲主要是姑表亲、姨表亲、舅表亲,不论远房近房,层层亲上加亲。这个圈子越网越大,因此,毕节回族各姓氏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在姻亲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还有回汉之间的“亲戚边”关系,主要是指回族迁入毕节地区的初期,多与汉族开亲,形成了回汉之间的“亲戚边”密切关系,之后,回汉间仍然相互有通婚的现象,“亲戚边”关系得以延续下来。
  第五个特点是墓葬文化方面。毕节回族各个家族都有一个祖坟山,在祖坟山内基本上埋葬着最先从西北或中原迁入的前几代祖先,祖先的墓都有墓碑。祖坟山内往往有清代或民国时期的四至界线碑、封山碑、谱碑、围矸等碑石记录着族内的一些规约。某姓氏的祖坟山只安埋家族成员,外姓人不得葬入。祖坟山属族人共有、由族人推选代表进行管理、绿化、培补。分支到各地的族人,又另开一个坟山。毕节回族,大多给每代的祖人竖碑,碑文的书写方式除了和汉族一样外,增加了《圣训》“坟墓是花园中的一座花园”等阿拉伯文内容。
  第六个方面是修族谱排字辈。毕节回族大多有家谱,家谱多修于清初,后来又续修。回族家谱和汉族家谱一样,主要记录着这个家族的源流世系。在字辈排行上多以四言、五言、七言律诗主,以便于族人取名用。毕节回族的名字很有意思,虽然我们的文化不高,可是在给小孩取名字上却钻研得即普通又好听,弟兄姊妹多用相关的词取名,男的从国家起到生产队,也可以起“江河湖海”,女的就是梅、菊、竹、兰、粉、团、花、朵等。如刘永忠、刘永国、刘永省、刘永县、刘永乡、刘永队,刘永江、刘永海、刘永河,刘永松、刘永柏,李洪梅、李洪菊、李洪竹、李洪兰,马关军、马关师、马关团、马关营、马关连、马关排等等。虽然同是姓马,从每个人的名字中就可判别他的家族和辈份,便于相互间的交际和沟通。
  第七是语言方面保存着“漏八分”。“漏八分”的母语仍然是汉语,它是毕节回族对汉语的再一次分解使用,是汉字音节扩展变异的一种变读。即将汉字的一个字音扩展为两个音节,用这两个音节急切快读。如“我”读成“伟果”,“马”读成“麦嘎”,“要”读作“也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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